家乡农村现状——宣城文昌镇_ Tujiu

　　农村，一个让人既爱又恨，即想逃避而又心驰向往的地方；对于出生于这里，童年少年都快乐在这里度过的我来说，对它有了深厚的感情，借着这篇论文的契机，谈谈我对当前家乡农村现状的一些现象及看法吧。一、土地问题
　　老家地处宣城西面边境小镇——文昌，濒临青弋江，人多地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市场经济不足，老家人就在家里，安心种种地，还勉强可以生活，民风淳朴，清贫安详。自从21世纪初，打工的热潮席卷到我们那时，好几个在外打工并小有成就的人早已“衣锦还乡”，在家做起了小洋楼。接着一批批年轻的劳动力外出务工，老家农村也逐渐“空心化”，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以及还有愿意在家种地的壮年们。
　　我家我爸我妈我姐和我四口人当初分到了二亩八分地，一人七分，就这区区二亩八分地的事还分在两个相距15里的路上，要是全家靠着这两块地生存，估计我现在也不会坐在这里吹着电扇面对电脑码着这些字了。所以家父家母和当地其他人一样，外出打工。（后面将详细提到家乡农民外出打工问题）
　　人走了，地空出来，又有人愿意种，紧接着政策也出台了，自然是皆大欢喜，。土地就自然流转到愿意种田人手中。
　　不过随着各种金融危机金融风暴的到来，加上国家对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的扶持，工商资本进驻到农业这块领域，于是大批良田被流转到他们手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家乡大面积种植的烟草，一眼望去，黄油油的烟叶，和工整的土地。当然,这种集约化规模化生产种植对于国家政府来说的好处多多，在此我就不赘言了。农村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也因为此次契机到来了，这让农民感到了的的确确的实惠。农民只要在农忙时节充当雇佣的工人，帮助公司完成公司任务。农闲时忙忙自己的事情，做做小本生意，当然还有每年土地土地流转的收益，这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
　　不过，我又隐约有些担忧，假如农民哪天脑子发热，（在承包期内）自己就想给自己种地，不给别人打工，就是想要回自己的地，不知道会不会遇到种种困难。土地流转到少数人手中后，田埂被推平，土地连片，想要回自己的土地，但连具体位置都弄不清楚，就算是要回来了，地被大户团团围住，浇水运输岂不是困难重重，名义上的有期合同，到时候是不是只能续约。那么农民可能在事实上已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那么以后的土地所有制将何去何从，发人深省。
　　家乡隔壁县是个芜湖的下属县（南陵县），通过了解知道，他们那儿的土地被大片大片的流转出去，有个大户尽然利用手中的关系，流转到了万亩之多。然后再把土地二次流转成很多小片出去，有的可以倒手了四五次，然而国家补贴补助全部发放给了大户。本是国家奖励生产鼓励劳动的钱却去了大户的腰包。
　　而国家现在鼓励发展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的规模经营，相比一方面也是出于上述原因的考虑。
　　当下在国内经济大环境不景气的情况下，也有部分人离开了打工日夜坚守的大城市，回到了家乡，有的直接从事农业，有的利用手中的积蓄做起了小生意，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二、教育
　　教育就先从幼儿园说起，在我该上幼儿园的那个年代，农村是没有幼儿园的，家长也没打算让孩子上幼儿园，不过现在情况有些不同。好多父母外出打工，留下的儿童成了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现象本身可能会导致很多问题，如安全问题，受教育问题，家中爷爷奶奶平时也是有农事，不会成天将孩子待在身边，加之现在包括农村父母在内的爸妈们对小孩的受教育问题明显
　　关注起来。所以农村幼儿园市场需求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据调查了解，家乡的农村幼儿园一般是农民自家的房屋改造的，没有相关法律营业执照的“黑幼儿园”(使用这个词并没有贬低的意思，只是相对于正规幼儿园来说的)，孩子的安全得不到保障，问责难。
　　再说小学，在我读小学时，当时村办小学有近四百人。有的年级分成了两个班。当时要是能在小学当个人民教师，可也是令人羡慕的美美差事。而现在，农村小学基本已处于倒闭边缘，家乡一所小学整个学校只有九十人。有的班甚至出现断层，老师流失现象也是非常严重。学校只好走上合并之路，这也让适龄读书儿童上学路程增加。学校里面社会风气严重，送礼物或购物券或请吃饭之类的，这个小孩很受老师的欢迎，经常受到老师的赞扬和夸奖，并坐在最前面的位置和优先的待遇；如果有家长对老师没有任何表示的，可能这个小孩不受老师喜欢，被老师说成笨小孩；然而这种风气不知何时也刮到农村来了，小孩子们知道讨老师喜欢，就缠着父母给老师送东西请吃饭，到了一学期结束的时候，老师可能发个三好小朋友的奖状，当然小朋友把奖状拿回来，父母也高兴呀。　
　　家乡大部分孩子都是读到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了，不少从事的是服装、纺织、制鞋、建筑、装潢等行业，一线工人，苦点累点，一年收入在3-6万不等吧，干个几年还能回家娶个媳妇，盖个房；每次回到家，和邻居聊天，他们都会和我谈谈小孩教育问题，各种读书无用论，大学生毕业还不如农民工，云云。尽管现在大学毕业生质量一年不如一年，找工作也非常难，但是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孩子，主动放弃接受教育的机会，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生。读了大学最起码能给孩子一个较好的学习平台，学习一些思维方式，更好的认识这个世界。
　　三、婚嫁1、农村女孩子结婚的攀比风严重
　　皖南农村，男孩子结婚一般在22-26岁左右，女孩子在21-25岁左右，由于毗邻江苏、浙江，婚嫁攀比风越来越严重，一般男孩子连盖房和娶老婆大约需要三十万左右，首先盖房子在家乡最起码是两层以上的小楼，需要二十万以上，大部分房子是在公路边或者乡镇上，装修至少三五万以上。现在女方不仅要求农村有座小楼，而且要求在当地市区有一套商品房。当然，这些要求是女方对孩子将来在婆家的一种生活保障。但，这无形之中给了男方家庭巨大的压力与负担。
　　介绍女朋友，按照家乡习惯有以下程序：媒人介绍-男女见面-双方满意-由媒人和双方父母商定日期看家（定婚）-女方和父母及七大姑八大姨和一群小孩子等众亲戚到男方看家（实际是看人看房子看家庭贫富）-吃酒-双方商定男方给女方聘礼几万、三金还是五金（戒指、耳环、项链、手链、脚链）-谈定后决定结婚日期-当天女方和亲戚回家，必须包红包，一般给女孩子至少要包1088元，女方带来的小孩子们至少每人要包50元以上，形式上大人也要包的，但一般大人都不会要的。（不过现在肯定100一个人不行了）{4}
　　定好婚后，一年三大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女方父母生日、女孩子生日还有女方直系亲属等等人情往来，直到结婚，是一笔很大的费用。这样的婚嫁费用对于年轻的男孩子来说，家庭好的自不用说；家庭差点的，除了父母支持点外，就要借很多钱，债台高筑，婚后要干几年才能还清的。当然也有女孩子要求不那么高的，但在越演越烈的攀比风中，已经是风毛鳞角了。
　　在家乡，一些女孩子一旦成了家，喜欢守在家里带小孩子，
　　（这也是他们的无奈，孩子交给长辈又不放心）或者跟着老公去打工的地方。如果老公收入达到四五千左右的话，很多女孩子就不上班了，就带着小孩子。在她们眼里，老公月收入有个四五千块就知足了。（不过现在物价飞涨，越来越觉得力不从心了，也想出去打工，她们觉得在家光靠老公，老公太吃力了）
　　2、“买妻”现象严重
　　在家乡，一个自然村，一两个光棍，一个行政村，十几个光棍，很正常。究其原因，年轻女孩子在外面打工（一般是长三角地区），她们也不想嫁回来，而农村有些条件不好，又不努力的男人也要娶妻生子，也要结婚。而云贵地区贫穷，重男轻女思想严重，一家又有好几个女孩(生小孩直到生出男孩为止)，养不活，所以就想着卖掉的想法卖方有市场，买房有需求，买卖自然做成。一般当地人到云贵地区买妻，前后花费5到8万元。
　　在家乡，不少30多岁的男人买的老婆大概在十七八岁以上的女孩子，女孩子是不符合法宝年龄结婚的，就产生了假身份证，在村委会开假证明，到乡民政局登记送些礼就可以过关了。在皖南，女孩子下田干活比较少，一般都是男人在外干活挣钱，女人在家带孩子洗衣做饭等家务活。由于女孩子在皖南过日子不苦，往往很少有人逃走或被放鸽子的。　这些女孩大多只有十七八岁，而这些十七八岁的女孩子还不知道人生青春如何度过，却因为无知、愚昧过早的当上小媳妇，生儿育女，跟着比着她大近一二十岁的男人过一辈子，因为没文化，当然她们也不知道也不会关心自己以后会怎么样，只是知道给人家做老婆生孩子这样的事，而这种情景每年都在家乡重复上演着。不过相比他们老家的生活，这样只是无奈之举，所以好多都是心甘情愿。
　　其实仔细想想，这种“买妻”现象至少会造成以下结果：
　　1，产生人贩子活动，产生骗婚逃婚等非法行为
　　2，对云贵地区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3.被卖的人可能会在买方家庭受到不平等对待。
　　四、计划生育
　　提起计划生育，对我来说，唯一的映像就是村户房子上被粉刷的“只生一个好”，“生男生女都一样”，听长辈谈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超生户就会面临着房子被拆、财产、土地被没收、人被关押等悲惨境况。如今随着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明及生活成本的提高，农村超生现象很少见。皖南计划生育政策：第一胎生男孩要结扎，第一胎生女孩上节育环过四年再生第二胎；但是对妇女进行结扎在文明社会里来说是一种很不人道的做法。
　　过去重男轻女的思想在家乡早已在悄然的发生着变化，年青男女们常在长三角打工，可能受到那边的影响比较多，只生一胎的家庭越来越多，特别是对于家庭状况不太好的，都只想要一个女儿，说到底不是生不起，只是养不起，特别是普通农民家庭如果要供出两个大学生，就有些吃力了。所以农民们也不愿意因为多生孩子而让自己活的太辛苦；至少计划生育方面，我认为是家乡农民思想最进步的体现。
　　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火葬方式　 2010年家乡搞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以前每人每年交十元钱，现在是二十元，规定在家乡住院治疗可报销50%，现在家乡市区里的医院普通大病也都能医治，除非是难治的病，医院才会建议病人们到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大医院就医，而南京上海又离家乡不远，不过在外省市治病的这些费用在家乡是无法报销的。
　　的确，合作医疗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基本上住院的话，当天出院，当天就能报销，给老百姓带来了巨大的实惠。
　　火葬推行已有十余年了，当时搞火葬是为了节约殡葬用地，革除丧葬陋俗，提倡文明节俭办丧事。然而现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过去死了人，装进棺材土葬；现在人死后必须送到县殡葬馆交给一定的费用进行火化，然后再买骨灰盒装起来，而家乡根本没有规划一块公墓集中埋葬骨灰盒的地方，死人火化后用骨灰盒装起来，还是放进棺材埋进地里，有的村庄，一大块农田中间的地方埋了一个大坟，是那么的刺眼而占用土地。不过家乡政府也没有号召建立公墓，这可能与农民骨子里的观念有关，落叶归根，家人选好了地方就不想动了。但也没有发生“河南平坟”那样的恶劣事件。
　　六、村民选举和村干部们的工作
　　关于选举，《宪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都可以是选举人或被选举人。由于农民外出打工，常年在外，选举的时候都不在家，所以，选举变得慢慢变味了，农村村干部变得集中化，家族化，这对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很不利。
　　
　　我一直认为村民选举，让农民自己直接投票至少在家乡压根儿就没有普及的影子,当然在家乡,大批青壮年都在长三角打工,农村留守的大部分是“老、弱、病、残”,
　　当然也听说到长三角搞村民选举，但是花钱贿选的比较多，因为在发达发区当上村干部意味着有更多的利益；就连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搞的也是世袭制：吴仁宝---吴协恩；任命制、贿选制、世袭制已经成了中国农村选举的三大特色。七、农村的生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
　　在农村有什么文化生活呢？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依稀我零星的记忆，腊月春节时期，农民们都会组织舞狮队、舞龙船、舞龙灯等娱乐节目，终结时不时有戏班子跑到村子里看戏，有时电影组还给放一场流动电影。自二十一世纪初以后，由于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挣钱了，年老的玩不动了，也无人继承，失传了。农民们晚上的生活就守着电视过日子，过去电视只能收到家乡那个市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等几个电视台，家乡那个县的电视台除了一些官方报告外就是永无休止的虚假广告和电视剧,再无其他内容,造成了农民们消息的闭塞；现在情况好点，村庄都安装上了数字电视，家里也能连上宽带网，不再像过去那么封闭,知识面也增长不少,在路边的一些餐馆或小店里常常能看到他们对国家时事的评论,对一些高层领导的小道消息的传播,对官员们腐败的痛斥,甚至相互之间为谁的消息正确而争的面红耳赤；更让他们津津乐道的是说安徽这个地方是出大官的地方,中央里几位领导人都是来自安徽,有时也切切实实谈谈自己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以前对比一番。相比之下的确改变不少。
　　多年前,官场的吃喝风早已影响到民间,过重的人情往来送礼出钱是家乡的一大特色，比如一个人从生下来，最起码经历以下办酒席的程序：满月酒、一周岁、十周岁、结婚、三十六岁（不知何时流行起来，无从考证，但意喻着人生的一道坎，必须要办）、四十大寿、五十大寿等直到死亡；
　　盖房子要办酒，房子装修好后搬进住要办酒，甚至盖个厨房也要办酒；更令人奇怪的是有人租房子住，一年搬几次家就要办几次酒，收礼钱，当兵考上大学要办酒。一个在当地混的脸很熟的人，一年人情往来可能要数千元，成了一笔十分沉重的人情债。
　　就连我身处大学，还没走上社会，有朋友结婚，喜事，开酒宴，也要递上一份“份子钱”。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
　　另外赌博更是比较盛行于农村，农村一般是三个月种田、一个月过年、八个月闲，一些留守在家的老人、妇女们在家赌博，打麻将、推牌九、二八杠、炸金花、比鸡、炸鸡、摇单双、押当、斗牛…（花样繁多，耳濡目染）。到了腊月春节期间更是嗜赌如风；大人、小孩都赌；而那些留守在家的中青年妇女赌瘾也不含糊，赌注也大，推二八杠一把输嬴数千元都不手软，亲人朋友中也有过年短短几天输光一年辛苦血汗钱的。更有甚者，也有年轻人专门到南京学赌博技术，玩抽老千，一年在家也能嬴到十数万之多，当然输的人多，嬴的人少。其中一个搞运输的亲戚一年也能赚个三四万块钱，跑了七八年的运输，连个楼房都没盖起来，据说他每年挣的一大半钱都输在赌场上。
　　派出所抓赌也很是厉害，经常下到赌徒所在偏僻的地方抓，抓住后把赌桌上的钱全部没收，关几天就放出去了，至于越演越烈的赌博风气，公安局派出所也从没有下乡到农村宣传赌博对家庭的危害性，只是一味的抓赌搞创收赚钱,哪会管赌博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不少赌徒之间因输赢吵嘴、打架斗殴之事经常发生，一些家庭夫妻俩都参与赌博，连小孩子学习都不闻不问，那些正在上中学的孩子们因没有父母管，经常逃学，上网聊天玩游戏，在街上瞎逛，成了无所事事的小混混,最后害了家庭害了孩子。当地有句话，“森切森或，森钱赌博（省吃省喝，省钱赌博）”。　其实分析里面生层次原因，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前温饱解决不了，人们想着怎么填饱肚子。现在人们赚钱了，解决温饱了，而文化基础在那里，没有什么进步，所以就要找些事娱乐娱乐。自然会想到刺激有时又能赚钱的活动——赌博。
　　作为中国儒家文化传统观念影响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纯洁、朴素的品德了，农民之间的关系再也看不到友爱、互助，而变成了自私、冷漠,甚至农民之间的关系比城里人更现实。农民们为何变成这样呢？老人们常说是市场经济惹的祸，是市场经济把农民变成这样。
　　依稀记得小时候，农民之间友爱、互助，和睦相处,那时候，如果哪家盖房子或者办什么大事，可能全村人都来帮忙，农忙的时候，都是你帮我割麦，我帮你插秧,邻里之间一片协作；如果哪家杀猪杀羊时，就会请村邻们去吃，村民们晚上常聚在一起聊天、喝茶、讲故事，一碗饭菜非要端出来和邻居家一起吃，甚至敲锣打鼓自编些娱乐节目供大家观赏，那个时代真是个其乐融融的农村社会，村邻的关系都以早先传下来的辈份礼节相称。
　　而如今，农民不再单纯，农民也更看重钱，邻里之间走动很少，相互见面打招呼也不多了，各管各的事，有时候盖房子做大事需要帮忙，如果没钱没烟的话，那人的脸拉的很长很长；如今有些村庄土地开发被征用，一家人为了征地的钱分的分多分少，往往会吵嘴、打架斗殴在农村里屡见不鲜；在村里，如果谁在外面混的好，不管他以前是坐过牢还是混过黑社会，只要他很有钱，回来时村里人对他很是称赞,可能被当作会赚钱的榜样；如果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在外多年，没赚多少钱，甚至连楼房盖不上，老婆娶不到，那么村民们会奚落的一钱不值。
　　农民为何变成这么自私呢?是农民太现实还是老人常讲是市场经济改变他们的观念呢？总之农民也不再是纯洁了！
　　当我们青年人努力从农村挣扎出来，来到了城市里读大学，工作，却发觉自己离农村的路很远很远，已经没有回头的路！
　　当我们说起农民愚昧、无知、没有文化，乡村一片贫困时，我们又缺乏改造农民和改良乡村的勇气，这是我们当代青年人的劣根性还是冷漠看客呢？我想，我们都有些吧，因为我们都在抛弃着那片土地！
　　家乡有变化，有进步，有不足，伴随着历史的进步，家乡一定会越来越和谐，人民生活越来越美好。
　　?每年春天，家乡那一望无际、冒着尖尖嫩芽的江南茶海，满地遍野的油菜花，碧波荡漾的南漪湖，有着优美传说的敬亭山，悠悠的青弋江。没有被环境污染的土地，蓝蓝的天空充满着清新的空气，不过我更爱农村那份真实，自然，亲近，淳朴。
　　
　　在外读书，每一次听到乘务员报站，“文房四宝”之美称的皖南家乡，心中总是又一股暖流，希望以后家乡越来越好。
　　一三年六月十六日
　　于安农
　　附录：
　　土地政策变更情况：
　　自土地流转政策出台前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已于2005年1月7日经农业部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5年3月1日起施行。)，专家学者们发表了许多对此事的评论和非常赞同，也有担忧前景的。下面我就对我的家乡皖南——宣城谈谈看法，各种言论都有，有那里我认识的土地问题。
　　1、土地属有关系的转变：
　　封建社会，土地为私有财产，是地主们的钱袋子，农民只是长期被雇佣的人，很少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就算有的有，也只是很少一点，几亩罢了（最多十亩，再多的话，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农民可就忙不过来了，需要雇佣他人，那他们也就算半个地主了，由于生产力的不同，区别于现在的家庭农场），而且也常常被大户欺压，大地主们不管是官商结合还是搞价格或是金融战也要想尽办法把普通农民手中那几块地弄到手里来，（当然穷乡僻壤可能稍微好些）好让他们到自己地里打工，那时土地兼并非常厉害，据说霸占良田千亩万亩的大有人在。朝代更替或是社会大动乱时，统治者为得到最广大群众的支持会将土地重新分割一次，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大鱼吃小鱼，小鱼吃龙虾”，上述土地兼并的过程又会周而复始的进行。
　　抗战时期，中共土地政策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但这一政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制定经过了一个过程:从没收地主土地、不分田给地主到没收地主土地、分田给地主再到不没收地主土地,而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1}总体上农民的积极性被提高了，共产党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
　　而国民党方面，1927年改组后的国民党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虽然这一段时期内外患内乱未弥，但南京政府的统治相对比较巩固，尤其在1927年-1937年这段时间内，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难得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南京国民政府也得以建立了体系完整规模庞大的“六法全书”。面对长期以来国民党无法解决的土地问题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解决土地问题开始从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逐渐演化为一个尖锐的政治斗争，在这样的环境下，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六法全书”中也包含了大量的土地法。其指导目标也由“平均地权”到“耕者有其田”的改变。但是也是因为但在一些具体制度的设计上，立法过于仓促，导致法律规定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2}
　　建国初期，1950-1952，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土改完成时，近3亿无地少地农民得到了土地。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
　　1953-1956年，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个体农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然而土地私有制在法律上在1956年终结。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分田包产到户，分户经营，自负盈亏。
　　2005年土地流转政策出台。鼓励发展集约化，专业化，大规模农业。{3}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3}
　　土地对于国家来说，是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关乎亿万家庭的生产生活。从政策的变化，可以看出，国家对土地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希望它朝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