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洗脑者”民间行动

两家民间反传销组织专职解救者约25人，他们保守估计全国传销者至少700万摘要：7月9日上午，北京朝阳区宋家庄某社区一楼的一套两居室内，两名志愿者正伏案处理着一些网络数据，来自安徽的孙女士，在厨房忙着准备当天的午饭。
　　 
　　
　　
　　    “中国反传销协会”在北京简陋的办公场所。
　　 2007年，大同，叶飘零和获救的传销者。那是他解救人数最多的一次。    2007年，大同解救现场。   反传销5年，是求助者的眼泪支撑我做到现在。我们在解救受骗者，其实也是在救赎自己。
　　    ———“中国反传销协会”负责人李旭
　　    以前农民工在城里打工，每月1500元，还够吃喝以及回老家供楼，现在1500元能干什么？贫富差距越大，人们一夜暴富的心理就越急迫。
　　    ———“中国反传销网”负责人叶飘零
　　    25：700万
　　    7月9日上午，北京朝阳区宋家庄某社区一楼的一套两居室内，两名志愿者正伏案处理着一些网络数据，来自安徽的孙女士，在厨房忙着准备当天的午饭。
　　    这里是中国反传销协会办公室。2009年元月，该协会正式在北京成立，也是目前国内成立较早的一家民间反传销机构。
　　    两室一厅的房子，面积最大的客厅用作办公室，摆了两张办公桌，桌上放着四台电脑———这无疑是这家机构目前最贵重的资产了，而其中两台笔记本，还是志愿者自己带过来的。
　　    旁边的两间卧室，一间放着一张小型双人床，另一间则塞进了一张架子床和一张沙发床，被子、衣服凌乱地扔在床上，三四个小型旅行箱，胡乱地堆在房间角落。
　　    “我们这里的环境，比传销组织也好不了多少”，协会负责人李旭睡眼惺忪地从卧室走出来，一边拿着毛巾准备去洗漱，一边向南都记者自嘲。为解救一位无锡籍传销者，他前一天晚上坐动车前往目的地，解救成功后，今天早上7点才匆匆赶回北京。
　　    “那是一位50多岁的父亲，回家后突然发疯似的要卖房，说是要筹集几十万资金去广西搞‘资本运作’，搞得家人很崩溃，子女无奈之下，只好求助职业反传人员”。李旭说，这天中午他还得跟一位男同事联手，坐火车前往黑龙江佳木斯解救另一名传销人员。
　　    李旭，39岁，四川阆中市人，这位著名的“反传者”，曾是传销骨干。2004年以前，他在家乡做小买卖，偶尔也外出打工，2004年4月，在江苏徐州加入一个传销组织，前后长达一年半之久。当快升到“经理”级别时，李旭通过逼问内部一个层级更高的亲戚和网络查询，在骗局中幡然醒悟。脱离组织之后，他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
　　    在厨房忙碌的孙女士，3年前加入李旭的团队，也曾经做过1年多的传销。“现在（我）非常痛恨这个东西”，她说，“（传销）为了利益，什么事都做，不是他们先前说过的‘人帮人’”。
　　    除了外出解救，中国反传销协会每天都会有一两名咨询员留守，负责接听求助电话，并通过网络提供指导。眼下正在工作的两名志愿者，都是李旭的朋友，一位在天津工作，另一位来自上海，偶尔过来住几天，“协会就像一个客栈”。
　　    “（咨询员）主要是对受害者家人进行指导，有些进了传销组织的也会打来电话，我们会告诉他们真相。”孙女士形容，被骗的传销者，就如思想中毒，家人把他们带回家并不能解决问题，彻底的思想工作才是关键。而一些接受劝说回归正途的，也会自发加入协会的Q Q群，为他人提供咨询服务。
　　    平日登录Q Q，李旭都是隐身的，否则求助信息就会如潮水一般涌过来，电脑就得死机。在记者采访的一小时内，他至少接到了3个求助电话，其中一个来自新疆，他当即进行了十几分钟的指导。
　　    据李旭估计，目前国内从事传销者至少有上千万，而另一位国内知名反传人士———中国反传销网负责人叶飘零则表示，“从我们反传（销）4年多的经验看，国内直接从事传销的人员保守估计700万，其中100万为在职或应届大学生，而背后牵涉到的家庭人口多达1500万”。
　　    而截至目前，国内仅此两家机构专门从事民间反传销活动，专职工作人员约25名，不超过30名。
　　    南派与北派
　　    今年32岁的叶飘零，走上反传销之路，似乎比李旭更具戏剧性。
　　    按照其描述，2003年前后，他也在做传销，3年之内，从“北派”做到“南派”，在传销界摸爬滚打到了最高级别———A级老总。“当时我跟其他9个A级老总，用两年时间发展了一张囊括上万人的传销网络，总资金120亿，我的直接下线就有3700多人”。然而，也就在这一年，叶飘零决定在自己的人生中杀一个回马枪。
　　    “决定反传销，一方面是当时国家已经出台了严令打击传销的法律，二则自己的家人连连遭受不幸”，自称担心“遭报应”的叶飘零，2005年底解散了所有下线，并几乎赔光了那些年做传销所赚的全部钱，决心进行反传销。
　　    2006年9月份，他在网上开博客，通过博文正式反传，同年11月，又在浙江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职业反传销联盟。2007年1月，叶将网上的中国反传销联盟落地，在浙江成立中国反传销工作室。去年，这个网上网下互动的中国反传销网工作室被搬到了武汉。
　　    “现在传销界A级、大B级以上的人都知道我，他们提到我，低级别的———恨，高级别的———怕，他们捏造说我是政府派来专门反传销的内鬼，是反角，说我是在报复行业。”7月7日，上夜班的叶飘零接受采访时说。
　　    对于国内的传销形势，国内两家反传销机构，画出了大同小异的分布图。按他们分析，目前国内异地传销主要分“北派”和“南派”，两派之间分化较大。
　　    南派以广西南宁模式为主，现在已逐渐渗透全国。这一派别的特点很明显，没有产品，大部分是按“连锁销售”的路子走，以家庭、家族为主，很少集中上课，主要是一对一洗脑；入会费大多较高，比如初级入会费一般为36800元、或69800元，参与者主要为高素质、高投资、高入会费的“三高”中年人，受损害的一般是整个家庭。
　　    而北派传销多采取集体上课形式，参与者也大多是年青人，一个课堂一般有五六十人，生活非常艰苦，一天的生活费平均6块左右，趴地铺、吃土豆、吃大锅饭，入会门槛低，一般数千元即可，大学生参与者最多。但近两年，北派传销的管理也升级了，吃住自由，不再规定传销人员一定要一视同仁地吃大锅饭。
　　    “北派通常以假公司、假产品为幌子拉人入伙，说是做到一定级别才可以有产品，但南派传销连谎言都不要了，没公司、没产品，干脆赤裸裸地搞资本运作，给你一份投资回报表，画饼多长时间你增值多少，交多少税给国家，就跟一本升值账本一样。”叶飘零非常清晰国内传销发展的脉络———
　　    1998年前，国内传销属于公开卖产品阶段，比如千人上大课、公开传卖“摇摆机”、“保健品”等，1998年被国家明令打击后，传销走入地下，变成了“老鼠会”，鼓吹“网络营销”，并出现了统一的奖金分配制度，即“五级三阶制”，第二阶段传销仍以卖产品为主，但已从沿海进入内地，典型之处是传销人员以群居为主，“趴地铺”、“吃大锅饭”；2002年后，以南派“连锁销售———纯资本运作”为特点的第三代传销出现。叶飘零所亲历的传销，正好是第二到第三阶段。
　　    一传销界人士形容，2006年之前，鲜有听说广西有传销，但2007年，广西的传销疯狂“高烧”，南宁一举成为南派传销中心。而黄河以北的北派传销集散中心，一度是河北邯郸，后又被陕西西安取代。
　　    反传销4年，叶飘零也证实大量的救助者来自广西，“至少占了80%”。他估计，仅广西一地聚集的传销人员最保守估计有200万人，广西已公开号称是“中国的传销天堂”。
　　    传销升级换代
　　    国家明令禁止之下，非法传销为何屡禁不绝？两家民间反传机构认为，最大的秘密在于复制：财富幻想的复制。
　　    “传销就是让你进入一个免费的餐厅，让你看着满桌大餐想入非非，却永远吃不上嘴”。叶飘零说，传销的魅惑在于提供了一个做白日梦的地方。“等明白真相时，你的家人、朋友都拖进来了。更可怕的是：那一层层许诺而累积成的庞大金额，一旦想退出来，个人能赔得起吗？”
　　    传销组织内部，刻意保持着一种神秘感。“上级会告诉你，只有做到某个级别，你才可能得知这个级别该知道的事，即使是至亲也不能透露不同级别掌握的信息。”
　　    内部所营造的“和谐气氛”，也让很多人深受迷惑。“那里一般要求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不少加入者都觉得氛围很真诚，没有偷盗，没有打骂，还可以学到人际交往、口才等等。”而且，从2006年起，传销组织内部一般不会再限制人身自由，“他们的管理已变得非常人性化”。
　　    传销组织内部纪律性很强。比如北派有41条纪律、南派也有20条经营管理原则。并非所有人都符合“入伙”的标准，无论南派、还是北派，都有类似规定：三种人不可以邀约，一是没有进取心、只想过安逸生活的人；二是脾气暴躁或有黑社会背景的人；三是“一根筋”性格、只认死理的人。
　　    “奇怪的是，这些规矩，凡进去的人都会遵守，可能是众口铄金的缘故吧。”叶飘零很感慨，经过多年观察，他发现传销内部除核心奖金制度———五级三阶制保持不变，生活管理和宣传手段方面却大大升级换代。
　　    “他们打着北部湾开发的幌子，编了很多谎言，甚至公开出版大量非法出版物，使其理论上更加完善。包括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红头文件都被他们曲解利用。”中国反传销协会负责人李旭举了个例子，“电视上播出国家打击传销的新闻，被他们解释为‘宏观调控’，让大家不要信。”歪理邪说诱惑力不小，李旭说，被骗者甚至不乏博士后、海归、教授、律师，甚至还有退休官员。
　　    传销手段的升级，让民间反传销行动更显艰难。
　　    “毕竟我们是光靠嘴皮子说服”，叶飘零承认，他们外出工作时经常被打，特别是进入传销人员聚居的窝点劝说时。“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字：跑。报警没用”。在中国反传销网，除叶飘零外，解救部的其他7名人员都被打过。
　　    反传人员后来亦改变了策略，行动不再“深入虎穴”，而改为通过传销人员家属配合，将对方带到宾馆、饭店等，再进行游说。
　　    面对形形色色的传销人员，为保证劝说的效果，叶飘零一般会要求工作人员先扎实地做好功课。首先要了解劝说对象的年龄、学历、性格爱好、家庭背景等，以便对症下药；其二还要研究其所参加传销组织的特点、历史背景以及上下线关系等；最后，还得看现场劝说氛围的控制。“也许被劝说的传销人员只问一个问题，我们却得准备三四种针对不同个体的答案”。
　　    其实，传销拉拢入伙者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由亲友将其性格、家庭背景等介绍给传销人员，传销人员再安排熟悉情况者进行接待、说服。“我们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反传人员称。
　　    不过，面对面的“反洗脑”只占小部分，据中国反传销网站统计，75%的被解救人员，是通过网络接待、咨询、游说完成的。“我们直接劝说的对象，主要是被家人以各种理由骗回家、只能依靠我们游说的传销者。”
　　    至于解救过程，网络上号称“劝说之神”的叶飘零说自己都快麻木了。
　　    今年上半年，几名武汉在读大学生通过网络联系到了叶飘零，说一帮同学被一家名叫“武汉新田”的公司招到了河北，现在他们很迷惑，不知道自己是否在做传销。叶飘零遂约学生们前往湖北荆门见面。
　　    刚开始，有三四个人来见他。“一看就是一副传销难民的样子，全19岁左右，个个胡子拉碴”，叶飘零请他们吃饭。第二天，更多的年轻人过来跟他聊天。“我劝他们放弃，凡经过我劝说的人，大抵都不会再做了。”叶飘零显得十分自信，但让他感到气愤的是，“2002我做传销时，武汉新田即已存在，怎么过了快十年，这家传销公司竟还存在？”
　　    组织身份尴尬
　　    庞大的传销组织几乎遍布全国各省市，面对海量的求助信息，目前国内这两家民间反传销组织显得非常单薄脆弱。
　　    这两家组织很年轻，成员皆为年轻人，专职解救人员各有10来名，平日都在超负荷执行解救劝说任务。
　　    “超忙”，7月8日，叶飘零如此形容自己的工作状态。据他讲，除了他之外，反传销网解救部的其余7名人员，已经全部出差。“出门一趟通常10天左右，按路线设计，走一趟一般要求至少执行三四个任务”。
　　    同一天下午，中国反传销协会的李旭则坐在由北京开往无锡的动车上，一项解救任务正在等待着他。李旭说，协会成员经常忙得人仰马翻、疲惫不堪。因为人手紧缺，他已从单一的个体解救，改为主盯A、B、C各级别小头目，“擒贼先擒王”，这样一次就可以解救上百人。
　　    由于长年奔波在外、无暇照顾家庭，李旭在2008年与妻子离了婚，现在孩子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他的父亲是位退休教师，目前家里除了老人的几百元退休金之外，再无其他收入来源。
　　    在成立的最初两三年里，叶飘零的反传销组织曾是公益性质，后来，因为需要资金来维持运转，他改为公司运作。“当时为解救传销者，一个人到处跑，虽然主要是通过网络和电话解决，但三年内花掉了几十万元，共解救出500多名传销人员，还是顶不住了”。
　　    叶飘零称，所谓商业化运作，主要针对要求解救的对象，由其家属负责提供来回的餐饮费、路费和住宿费，包括按国家规定一天正常的补助。若是大学生，尤其是贫困大学生，收费可以打折。除了家属补助外，目前中国反传销网还接受社会捐助，并给予公开。
　　    “每天仅Q Q上接到的救助信息，就多达100多条”，叶飘零坦承，在机构人员流动频繁、工作量大的情况下，民间反传销机构作用有限，它们更多是通过网站、博客等对传销进行预防性宣传。
　　    对于今年传销卷土重来、似乎更为嚣张之势，叶飘零认为当地监管部门打击力度不够，甚至或明或暗地支持。“如广西某城市，经常可以见到几万人在一个广场活动，市区到处可以见到传销书籍，银行、电信都在为传销人员提供便利。”
　　    广西来宾估计有6万-10万传销人员，如果打掉，来宾将成为一座“空城”。“广西规定租房给传销人员，可以罚款50万元，可每次打击传销过后，没见过真罚过一次的”。
　　    其次，叶飘零认为贫富差距、大学生就业难等现实困境，也是传销愈加火热的原因。
　　    “以前农民工在城里打工，每月1500元，还够吃喝以及回老家供楼，现在1500元能干什么？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人们一夜暴富的心理就越急迫。”
　　    对于非法传销，若向当地公安部门报案，公安介入后，一般只能劝解对方返乡。“有可能你今天买了票，对方将车票卖了又返回，或者回去后又返回，如此反复，工商部门哪里买得起？”叶飘零说。
　　    李旭则自信，民间反传销机构可以成为政府工作的有效补充。“我们绝大多数成员都参加或接触过传销活动，在‘反洗脑’方面有很大优势，执法部门对传销内部活动的了解远不如我们。”
　　    但是，对于一直坚持“公益解救”的中国反传销协会，自身也遭遇着现实困境。在北京，每月的房租、水电杂费、成员食宿等日常运转，一个月差不多一万块，经常让李旭头痛。
　　    被解救者家属和志愿者的捐赠是主要收入来源，为节省经费，春运期间外出执行任务时，李旭往往选择在火车过道坐一宿，或者只能站着。比经费更让他忐忑的则是，“中国反传销协会”至今未获得民政部门的正式注册许可。李旭申请国家工商总局作为协会的主管单位，但一直没有回音。
　　    “反传销5年，是求助者的眼泪，支撑我做到现在”。从正月初三到现在，半年来李旭只回过一次家，儿子今年中考，可他至今还不知道成绩。
　　    这位“反传销第一人”一再强调：“我们在解救受骗者，其实也是在救赎自己。”
　　    传销门派
　　    南派
　　    模式：搞“连锁销售”的“纯资本运作”，一对一洗脑
　　    人员：主要为高素质、高投资、高入会费的“三高”中年人，一般整个家庭受损
　　    中心：广西南宁
　　    北派
　　    模式：以假公司、假产品为幌子，采取集体上课形式
　　    人员：入会门槛低，参与者大多是年轻人
　　    中心：一度是河北邯郸，后被陕西西安取代
　　    传销三个发展阶段
　　    1998年前，国内传销属于公开卖产品阶段，比如千人上大课、公开传卖“保健品”等
　　    1998年被国家明令打击后走入地下，鼓吹“网络营销”，并出现了统一的奖金分配制度，即“五级三阶制”
　　    2002年后，以南派“连锁销售———纯资本运作”为特点的第三代传销出现
　　    南都记者 杨晓红 实习生 张建德 谢宁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