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钱荒”的实质—-国有部门独占信贷资源

　　最近一两年来，所谓中国“闹钱荒”之说甚嚣尘上。其实，笼统的说中国闹钱荒是不正确的。中国经济是官有与民营相分割的二元经济体，对于中国经济中的官有成分--也就是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而言，根本不存在所谓钱荒。但是对于那些民营企业而言，钱荒却是真实存在的。
　　衡量官有经济是否存在钱荒，只需要看一下SHIBOR（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就可以了。现在一年期的SHIBOR大概在5%左右，相对于两年前的不到4%，确实是涨了，但是幅度相当有限。考虑到中国的真实通胀率接近10%，这5%左右的拆借利率其实是负利率，可以说一点都不高。这说明中国二元经济中的官有部分不仅不缺钱，实际上银行是在倒贴钱给他们放贷---他们享受的是负利率。
　　如果进行一下国际对比，我们就更能看出中国的利率水平其实并不高。当然，像美国、欧洲、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的名义利率水平确实比中国低的多。（美元的LIBOR利率大概0.6%左右VS人民币SHIBOR利率5%）。但是，这些发达国家的通胀率也很低，扣除通胀率之后的真实利率反而比中国高。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更应该与巴西、印度、俄罗斯这些国家进行对比。印度与俄罗斯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分别大约为8.7%、6.8%，巴西的基准利率大约是10.5%，都显著高于中国的5%。
　　显然，就官有经济而言，利率水平不仅不高，反而可以认为是太低。但是，民营部门则可谓“冰火两重天”。民营企业中的绝大部分，除了少数做大了的（比如腾讯，万达之流），很难从正规银行获得贷款，只能依靠地下钱庄。（尽管这两年有部分地下钱庄“合法化”了）。民间借贷成本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一般认为在10%-20%之间。
　　如此高昂的民间借贷成本持续存在多年，说明中国民营经济确确实实在闹钱荒。那么这个“钱荒”是怎么形成的呢？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最近几年来，中国国有经济成分的畸形发展，已经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
　　中国经济中的国有成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二是各级政府。政府投资是最近10年来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而这也使得各级政府成为信贷资金的需求大户。据估计，如今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已经在20万亿左右。另一方面，10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也获得了空前发展。据国资委统计，中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总资产，从2003年的不到20万亿，到2011年底已增长到85.37万亿元。当然，国有资产增长主要靠的是从银行借钱。据统计，中国国企负债率大概在70%左右。因此大致可以认为，从2003年到2011年，国企资产增长了65万亿元，其中包含的银行贷款大约是65X70%=45万亿元。将地方政府与国企合起来计算，国有部门在2003--2011这9年间拿走了大概65万亿元的信贷资源。
　　那么同期中国的信贷资源总量又是多少呢？由于那时候还没统计社会融资总量，只能以M2来代替了。2003年中国的M2余额是21.6万亿元，2011年的M2余额是85.37万亿元，期间的增量是64万亿元，基本等同于国有部门在此期间的借款65万亿。显然，正规渠道的钱都被国有部门拿走了，一分钱也没给民营部门剩下。这就是民间高利贷的根源所在。
　　钱荒造成的高利贷如果持续下去，必将彻底绞杀中国的民营经济。而一旦民营经济垮掉，国有部门则会成为无源之水，也终将难逃枯竭的命运。中国当局也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却没有搞明白发生钱荒的症结，因此尽管出台了很多措施，钱荒却愈演愈烈。
　　前首辅给钱荒开出的药方是“金改”。所谓“金改”，实质是让地下钱庄合法化。地下钱庄合法化一来增加了信贷供给，二来减少了民间借贷的法律风险，有助于降低民间借贷利率。但是，自从温州试点金改近两年以来，钱荒未见丝毫缓解，反而愈演愈烈。原因何在？当局动错了脑筋。“金改”是在信贷的供给上做文章，殊不知钱荒的根源不在信贷的“供给，而在于信贷的需求。对于任何银行而言，不管是国有银行还是私营银行，都会优先放贷给国企和地方政府，而不愿意向民企放贷。中国的国企与地方政府享有政府的隐性担保，基本不用担心放出去的款收不回来。这10多年来，国企或者地方政府破产或者债务违约的事情还极少发生。而另一方面，每天都有大批民企消失。正是因为国企与地方政府的信用高，而且资金需求大，而造成了信贷市场上的买方垄断；国有部门基本上将民营部门挤出了正规信贷市场。
　　因此，要破解中国民间的钱荒，只有打破中国经济的“官有民营二元结构”，精简政府，减少政府投资，大幅度减少国企。但是，那也意味着对中国政治经济现存格局的推倒重来，近乎不可能。我的结论是：中国民间的钱荒没有缓解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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