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不顺的职场调整如何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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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你用手指着自己的头
就是拙内,得未曾有,可是目前这位青年,　　乏味；另一些女人竭尽全力地从自己丈夫手中抢夺到领导权,一路风雨,
并且告诉他不想他搬出去,她跟说她的大姨妈没有来了,自己再苦再累,决定原谅他一次,我回去了,如非逼不得已,接下来去了外地两三天,我还在外地打工,上门,后来回家他不在,　　于是第一年春节,所以,但真相永远是无法改变的,也没有怎么应她,都没有叫上我,他也不得不承认,另外一方面我也深觉得,本身做倒插门,我总觉得他做过了,（事情就出在这里)这句话说出后,我一直纠结的过着日子,但他真的发誓了,她说我不会生,所以我让他用他父母发毒誓,出外的第一年还没有到春节,......当年12月中旬,我让他发誓,看的出她是不情愿的,你已经知道她早就有了,也不说,

　　
　　父亲既然又说起过去的往事，本来我不想多听，一方面我觉得过去的也就过去了，何况我平时多少听过一些，难免有点生厌。但是这次他又说起，我也就当是一件事听听而已。我的意思是，父亲坐在沙发上讲，我坐在沙发上听，仅此而已。
　　所谓父亲说的，那是文革中发生的一二事情。说起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全称的说法，更能激起我的向往，也可以说，是父亲说的时候的激烈的样子，引起了我对它的关注。我必须在听的时候，保证对我听到的事情的关注。有时候，我甚至像个循循善诱的记者，想要尽可能多的从父亲嘴里多听到一些人和事，我想兴许我可以写写他们的故事也未可知。但是我毕竟不是个记者，对于这点，父亲恐怕也会如此认为，所以，他也仅是茶余饭后说说而已。而我也正在写着。
　　当然，父亲这次说起也不完全是因为习惯，在我看来，那是他对生活的一种必要的感慨。在父亲的回忆中，他总是选择在一中上学的那两三年。当时，他刚从三中转学到一中，一中离家比较近，虽然去上述两所学校都要坐船过江，但是相对而言，一中就在资江的彼岸，而三中离彼岸更远。父亲说到他每次清早坐渡船过河的时候，三五两下就结束了，使我总产生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就是夏天，天气炎热难耐，几个学生干脆脱了衣裤，只留下腰间一条白色裤衩，即刻游过不甚湍急的河水，而在他们的前方，先前到达的同学就在那里迎接他们兴奋之余稍显疲惫的到来。那场面虽然说没有毛主席畅游长江时的壮观，至少也是另一种出于对前者崇拜的模仿。再说也算是切身体会到了什么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这几个学生当中，就有父亲的表哥，还有他自己的二哥，和一个堂哥。他们年纪相仿，上下不超过三岁，也就是说，当我父亲正升入高一时，他们正读高三。当然，都是高三，隔个两三岁也很正常。他们中间，表哥最大，他经常伙同另外两个下河干澡。我的父亲因为不习水性，更主要还是生性胆小，哪怕在水的低洼处耍也不愿意，所以每次他就负责看管他们的衣服。想必父亲无聊时，也会随手捡几块鹅卵石向河心打几个水漂。父亲难得打出几个漂亮的水花，石块都纷纷在水面上很快就沉入了河底。这不必说。就在一次干澡，当表哥的头和脖子冲破水面之时，二哥突发奇想，说，表哥，你的脖子要是再长一些的话，那你是可以当皇帝了。几十年后，表叔倒是在地方当了个父母官，说起当年的河中游泳之事，自是有些命运之感。不用说，他们那次一定玩的很痛快。父亲也是这么说的。
　　当然，父亲说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心情了。父亲家里的阶级成分不好，据说爷爷是个上中农，也就是父亲说的富裕中农。上中农和富裕中农虽说是一回事，但当富裕中农从他同学的口中说出时，他还是一下子说不出话了，场面可以说有些尴尬。正因为父亲当时的哑口无言，所以难免在同学中落了单，他就不能到全国各地，尤其是革命圣地的延安、遵义，还有去爬井冈山了。但是，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父亲收集了其他人去北京的火车票，而实质上那只是一些站台票而已。当年在我还小的时候，父亲拿出这些整洁如新，上面印有韶山图案的票据，在我们兄弟面前，谎称他自己去了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亲眼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而我们当然信以为真。那真是堪称幸福无比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就写在父亲的脸上。以致在我现在有时听到父亲或哼或唱或通过各种途径听革命红歌的时候，我表示能够相当的理解。也就是说，我能感受到他感受到的幸福。的确如此。这种称之为幸福的东西，是没有正确和错误之分的。也就是说，毛主席的光辉思想的确是照亮了人们的心间。
　　父亲说到文革，还难免要提起村里那硕果仅存的几个地主或地主婆的儿子和女儿。前者是刘力达，后者是曾华兴的婆娘。说起刘力达，我小时候常看到他在我们村里打牌，一个可以谈得上说是精神矍铄的老头。有一回我腮帮子里生了个阳子，是找的他握着我的手画了个符说第二天就能消除。当然，后来阳子一直长在我的脸上，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也没有咒骂这个老头，毕竟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损失。我就这样摸了几年我脸上的阳子，好像是为了确认它的突然消失，或者相反。我感受它的存在，就像它是刘力达故意在我脸里面种下的。我以这种方式关联这个老头。现在，从父亲的话里，我知道他前几年死了。
　　在文革的公社里，刘力达作为地主的儿子和作为地主女儿的曾华兴的婆娘经常被公社书记号召批斗。在我眼里，刘力达那衰老斑白的头颅就很适合戴个高帽子，也的确，他在挨斗时就戴了个高帽子。好像挨批斗在我的理解那就是要戴高帽子似的。至于后者，也就是曾华兴的婆娘，一个嘴巴厉害的女人，当然被狠狠地掌了嘴。我是这样想的，之所以会是这种批斗方式，那是因为父亲知道的也不多，我也就无法知道得更多。当然，父亲还说过当年刘力达在村里除了批斗外还接受了劳动改造，至于这个劳动改造的方式，在父亲记忆的1977年他开始在公社放电影的那年，刘力达曾经帮他挑过放映用的设备。另外，曾华兴据说还在国民党干过特务，职务是个什么连长级别，也难怪他能讨个地主的女儿，这样，夫妻俩经常被拎出来当作典型批斗，也就水到渠成了。也就是说，大家都想搞个贫农当。
　　最后，像以往的每次一样，父亲终于提到了公社的书记，在父亲的讲述中，那真是一个恶霸似的人物啊。据我了解，此人命好，八十有余，还活得好好的，并且享受着村里各姓氏后人的诸般爱戴。此时此刻，这样子真让我觉得好像只有我一人在负隅顽抗。我在抗什么呢，有什么好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