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缘份的缘分揭秘怎么解决？_谒巴金故居抒怀(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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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我还是相信爱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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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朋友安慰我,　　,第一次查说防伪码不存在,　　,把小狗的床整理好被褥铺好,　　我那时候烦闷,显示已结束,说自己过的多么苦啊,比如说我说我准备在考个证书,你怎么不好好看书！？这几天没看书了？,之后,　　,我妈觉得我爸是神经病,那是很小的时候,可是我男朋友坚决不想跟我复合了,在保证经典黑帮电影大动作大场面的同时,　　首先,　　,就穿那些破洞的,她就冷嘲热讽：我关心你咯,同样吸引了同为英国人的好莱坞当红小生詹姆斯·麦卡沃伊,可卖家这种行为却可以定位为恐吓罪！虽然没必要跟这种打着正品旗号卖不知所谓的商品卖家较真,　　我看过心理医生,

　　谒巴金故居抒怀■躲斋

　　——纪念巴金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2011年12月1日，坐落在武康路113号的巴金故居经五年修缮工竣，恢复历史原貌，对外试行开放。次年5月正式开馆。这些消息，我是早就知道的，但我没有往谒，我只感到悲凉和沉重，而不是喜悦。对我来说，巴老的家，并不陌生，虽然我与巴老并无真正的交往，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者仰慕一位可尊敬的作家罢了。然而当消息从报端传来时，竟不由自主地想起在苦难的十年中巴老的种种遭遇；　想到萧珊——巴老的夫人陈蕴珍寂寞的去世；　而且不得不想起那间四平方米的汽车房顶楼，和那幢在萋萋荒草中的灰暗的英国式别墅；　不得不想起他的霞飞坊旧宅，在那里，曾经飘散过我和我的同学的话声；　以及想起1981年初夏为应诗人罗迦之请而写下的　《记巴金的几件小事》①……这许多由“消息”而勾起的回忆，就像铅块一样压上我的心头。当我放下报纸，又再次拿起报纸凝视那帧巴老的客厅的照片时，叠影于照片之上的竟是霞飞坊的那个小小的客厅，迎面而来的是我第一次见到的神采奕奕的壮年时代的巴金……

　　那是1951年前后，赵华锦来找我，兴冲冲地给我看一张明信片，上面只有寥寥的二三行字，署名是“巴金”，内容是约他到霞飞坊晤面，记得是58号门牌。那时，霞飞坊似乎还没有改称“淮海坊”，但路名是改为淮海中路了。我不知道赵华锦的用意，问他：“什么意思？”他很兴奋，但又犹豫，胆怯地说：“我给巴金先生写了信，想去请教关于安那其主义的问题，还有克鲁泡特金……没想到巴金先生同意了，来了回信，可我有点紧张，有点‘怕’，一个人去，不知道该怎样讲，你能陪我去吗？”我明白了。

　　赵华锦虽不是我的同校同学，是一位爱好文学的同届同学介绍认识的，但我知道他是巴金的崇拜者，读完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　以及　《面包略取》等书，都是巴金早年的译本。那时，我已离开了学校，而他，则将中学毕业，因为父母双亡，家境清寒，正依靠亲友和同学们的接济在苦度这中学的最后阶段。而我，是个“肆无忌惮”的人，见过茅盾，见过雪峰，见过夏衍，见过靳以，还有周而复、魏金枝、梅兰芳、俞振飞……我不“怕”名人，初生之犊不畏虎，见名人不胆怯，以为不也是人么！这就是他为什么来找我的原因。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即回答：“可以。我也正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巴金先生，是关于《家》《春》《秋》的。”

　　但那时，我并不像赵华锦那样“崇拜”，虽然我曾读过不少巴金的著译，初中时就读了《灭亡》《新生》《雾》《雨》《电》和《雪》（《萌芽》），后来读了《激流三部曲》《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神·鬼·人》，特别欣赏散文集《短简》，以及他译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我也读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和《我的自传》，但我不研究无政府主义。我只觉得巴金是位有思想的作家，不像某些小说家的笔下没有思想，只有故事，震撼不了心灵。而当我在第一次阅读《家》时，我是那样地为书中的真挚的言词和强烈的控诉而震动，我为梅的悒郁的死亡而抽泣，为瑞珏的悲惨的命运而流泪，为鸣凤的投湖自尽而悲愤，我不能自已，从而在心底也像作者一样叫出一声：“我控诉！”这个封建的万恶的旧世界一定要灭亡！我记得，读《家》的那一年，我刚进入高一，是1948年的深秋；上海，正处在深重的黎明前的黑暗之中……

　　记不起是哪一天了，依稀是个春寒料峭而又风和日丽的日子，赵先到我家，然后一起往访先生。那天，我穿了件当时颇流行的呢料春秋衫，赵穿的是又窄又短又旧的中山装，两人站在一起，很不相称。我要他换上我的上衣，给了他一件新的制服呢的中山装，他不肯，说他魁梧，穿不下的。就这样，上霞飞坊去了。我们一到门口，按铃，巴金先生早在客厅里等候了。我们坐下，一起叫了声“李先生！”，接着，巴金夫人从内室出来，送上茶。我站起来，说：“师母，打扰了！”而赵华锦却紧张得坐立不安，不知该怎样才好。但巴金夫人只轻微地说了句：“你们随便谈。”就欠了欠身走了。她那瘦长的身材和稳重的步子给我以清晰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见萧珊，也是最后一次、唯一的一次见她。之后，是我先开口，向巴金先生介绍赵华锦，同时催促赵提出他要请教的问题。这样，就谈了起来。先生先是倾听，不很讲话，后来略略回答了一些，都是关于哲学方面的问题和克鲁泡特金的主张之类。我只是旁听，不插话。最后，我直率地提了个不像问题的问题。我说：“李先生，我很喜欢你的《短简》，清丽、流畅，特别感到坦荡而亲切。读《家》的感觉是震撼，是悲愤。可是读《春》、读《秋》，感觉和《家》不一样，好象没有《家》那样有力量。淑英、淑华虽然后来站起来了，总觉得很迂缓，很朦胧。还有，这个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春》和《秋》给我的感受，好象不像《家》那样真切，倒是淑贞的死使我感到封建意识的可怕，震撼了我。不过，这只是我的直觉，不知道对不对？”李先生听了以后，没有立即回答，滞疑了一会，然后缓慢地说：“你的感觉是正确的，不要怀疑自己。我写《家》的时候，生活积累较厚，饱满，来不及写。写《春》的时候，就不如以前饱满，有时有疑虑，但还是很从容。写《秋》，就更不如《春》了，但思考得多些，感情激动，但有时不免用想象来填补生活的不足。所以，还是‘生活’，生活一定要丰富，才能写好。”这就是我当年与巴老所谈的全部内容，至今记忆犹新，没有褪色。至于巴老对赵所说的，却已记不清了。总之，所讲不多，印象是先生不善言谈，近于木纳，和他流畅的文笔，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

　　而在告辞之前，赵上洗手间，先生忽然问我：“你的同学家庭情况怎样？”这使我感到意外，大概是赵的衣着让先生敏感到了他的贫困。既然如此，我就直率地告诉了先生，说赵父母双亡，非常困难，毕业以后不打算考大学。先生说了句：“大学还得去考，现在要人材啊……”话音未了，赵出来了，我们向先生道了谢，告辞。

　　隔不多久，赵华锦又来我家，告诉我，他决定考大学，考北大，说是巴金先生汇了一笔钱给他，鼓励他升学。他激动得不得了，我也激动万分。我要他立即去霞飞坊面谢，他说：“当然，但李先生前天去北京了，得等他回上海……”后来，赵华锦进了北大外文系的法文专业。可憾的是，1954年之后，与赵断了联系，至今杳然；而李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从此高大起来……但我并没有去见李先生，而是重读了先生的一些著作，如《忆》《小人小事》等。后来听说先生迁居了，说迁到作家公寓去了，又说迁到武康路去了，都只是传闻，也都不确切，我也没细细打听，没去拜访，直到“文革”风暴席卷而来。

　　“文革”期间，先生遭难，大字报、大批判、大毒草、黑老K，耳闻目睹，心里非常难受。缘于我自己也在相同的处境中，自然无法前去探望,只是间接地从朋友那里知道他被幽囚在住家旁的一个汽车房的顶楼上，那是个只有三四平方米的低矮的房间。以后，我又听说他能回家了，可是并不能享用原来的住房。二楼以上全被查封，卧室、书房都不准进去，巴老一家只能挤在底楼的几间房里。去探访过他的朋友沉痛地对我说：“巴金更讷于讲话了，他几乎不开口。沉默，难堪的沉默！不过，从他的步履中，从他的神态里，我觉得那沉默决不是一种消极的颓唐，而是无声的抗议。他似乎在积聚力量……”我听了这话，不知为什么忽而在心里冒出了闻一多先生的诗来：“你猜得透火山的缄默？……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咱们的中国！’”②

　　这霹雳终于在青天里爆开了，“四人帮”粉碎了。现在回想，那十年就象一场噩梦。然而这噩梦毕竟过长了！多少好同志在这场噩梦里无辜地牺牲了，幸存下来的我们，“现在的确衰老了”。③1980年，当我读到巴老的这句话时，不禁感到异常的悲凉，这是铁的事实啊！第二年，茅盾先生谢世，在伤悼中，我读到了巴老的悼文。其中有这样几句话：“人到暮年，对生死的看法不象过去那样明白、敏锐；同亲友分别，也不象壮年人那样痛苦，因为心想我就要跟上来了。”④我陡然觉得这似乎是巴老的心的写照，于是我的悲凉益加浓重了。但是，我又始终觉得，就我所感到的巴老的气质、人品来说，他是与颓唐、消沉无缘的。生老病死，谁也逃不脱这自然界的规律，然而感到老之将至是一回事，如何对待这将至的未来又是另一回事。同年5月7日，《中国青年报》刊载了舒展、顾志成两位同志的《拜访巴金漫记》，说到巴老正在进行身体的锻炼。他对记者说：“我的时间不多了，争取再有十年时间，这就得注意锻炼了。”那么，看来我的悲凉实在是完全不必要的，我的悲凉之感倒是我并未理解巴金的表现。是的，衰老决不能阻挠巴老献身祖国的壮心，更何况经历了这场人如何变成兽的浩劫之后。巴老说：“我经历了十年浩劫的全过程，我有责任向后代讲一点真实的感受。”⑤又说，“我有困难，但是我有决心，也有信心……我绝不放下我的笔。”⑥巴老实践了他的诺言，他写下了再一次震撼人心的不朽的《随想录》！这是一部“挖自己的疮”的书，一部自我解剖的书，一部自我鞭挞的书，一部用心写的书，一部与读者肝胆相照的书⑦，一部振聋发聩的书，一部净化灵魂的书，一部震响着时代的真正的声音的巨著！遗憾的是，巴老不及写出他计划中的另两部长篇，他病倒了。在他卧病的日子里，我曾经去过医院。小林说，巴老已经认不清任何人了……。我默然而退。隔了两年，先生走了，永远……

　　2005年之后，我抚摸着《随想录》，重读那五本小书，倾听他那撕心裂肺的声音：“我自己承认过‘四人帮’的权威，低头屈膝，甘心任他们宰割，难道我就没有责任！难道别的许多人就没有责任！”⑧我低头沉思，扪心自问，在那严寒的日子里，我们独立思考了吗？我独立思考了吗？不是有很多人像鲁迅笔下的狂人那样既被人吃、又同时吃人！这是个疯狂的时代，是狂人统治的时代，也是制造狂人的时代，从而组成一个疯狂的世界。

　　而今，李先生走了，我怀着《随想录》，拂去心上的悲凉和沉重，重新走进武康路，而时间已经到了2013年的9月4日。

　　那天，也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没有春寒，也无秋凉。花园静悄悄，绿草满地，并不凄惶。然而物是人非事事休，只见到萧珊的遗影，巴老的画像。门厅里的是黄永玉的新作，展厅里的是丁聪的漫笔。客厅的壁炉上是林风眠的《鹭鸶图》，然而人去楼空，在这客厅里，到哪儿再去寻觅当年巴老的高朋好友？夏衍、萧乾、曹禺、柯灵、沈从文、王西彦、唐弢、靳以，还有来自法国的萨特、波伏瓦，来自日本、意大利的众多友人，如今都走的走，散的散，到天国里与巴老聚谈去了。这宽大的客厅里只有满橱的默默的书……

　　抑止住心底的伤感，我走向展厅，然后走进“太阳间”。展厅原是巴老的小卧室，而今展放着先生从童年到老年的各个时期的照片，还有许多荣誉证书：“人民作家”、“但丁奖”、“巴金小行星命名证书”……此外是手稿、屠格涅夫的外文原著、萧珊的译稿和所译的普希金小说的初版本，以及先生的日常用品：笔、砚、剃须刀……这一切让人感到亲切，但又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这位年过百岁的作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纪良知”么？不能！这不过是个不成规模的小小的展示，是个“临时展厅”。但是我想，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系统的、大规模的、经过精心研究进行布展的展厅，出现在上海这方土地上，让人们感知这颗“知识分子的良心”是如何地辐射出他的强烈的光芒。

　　越过展厅，就是“太阳间”了。“太阳间”，一个奇特的名称。这原是底层面南的一条敞廊，1983年装上了门窗，改成一个狭长的房间。这里置放了好多架书橱，其中一架是“鲁迅专柜”，有两套《鲁迅全集》，二十卷本与十六卷本各一，还有若干关于鲁迅的书籍。据工作人员说，巴老喜欢这里的温馨，阳光充足，于是有了“太阳间”的别号，而且成了巴老晚年休憩、思考、写作的所在。他在哪里写作？他不去二楼的大书室，也不往西头的小书桌，而在东面阳光下的缝纫机上。他在《病中集———随想录第四集》的《后记》中提到过：“以后在家中，我开始坐在缝纫机前每天写三四行‘随想’时，手里捏的圆珠笔仿佛有几千斤重，使它移动我感到十分困难。”这使我想到鲁迅先生北京寓所的“老虎尾巴”，和这“太阳间”正是绝妙的双璧。一北一南，鲁迅在那“老虎尾巴”里痛打落水狗，和敌人作殊死的斗争；巴金则在“太阳间”中深切地解剖人怎样变兽，净化自己的灵魂。这是多么有意义的所在！而缝纫机也有幸，它将随着《随想录》的不朽而不朽！不是吗？

　　从“太阳间”回过身来，我跨上陌生的二楼。第一眼就见到楼口的一个颇大的木柜，柜上是书。这是曹禺送的，而今成了他俩友谊的见证。四周也都是书橱，藏的都是外文书籍，只见有一套二十九卷本的《世界美术全集》，赫然“站”在书室的门口。这是日本平凡社出版的，因为读过，见之面熟。可又立即忆起　《西班牙的曙光》来，那是巴老在早年编的一本画册，描绘的是1936年西班牙革命者惨遭屠杀和奋起搏斗的情景，现在也许没人知道这本书了吧？而我之所藏，在浩劫中也已不知去向……伤感也许又将唤起，我赶紧截断勾起的忆念，走到书房和卧室的门前。

　　门口横着一条拦绳，不能进室，只能瞥上一眼。书房宽敞，与楼下的客厅相等。四周皆是书橱，偏右处有一方书桌。书桌之后有小圆桌和椅子，据说，张光年在1983年来探望病中的巴老，就在这书斋，那照片现在就放在小圆桌上。只是距离远了，在门口是无法看清圆桌的。巴老究竟有多少藏书，据故居的常务副馆长周立民介绍，现藏近四万册，至于十多次捐献了的几万册，自然不在内，但是仍然“书满为患”，除了书斋，客厅、卧室、阁楼、阳台，都是满墙满墙的书柜，甚至浴室也成了藏书处，安置了堆满书的书橱。书，已成为整幢故居最醒目的“眼”，到处弥漫着那绵亘的书香。显然，单就这些藏书的清理而言，那工作量恐怕也得多年。

　　卧室有两张床，大床的床头是一帧二十寸光景的萧珊的大照片和她的译作。左面是一个五斗橱，这就是以往置放萧珊骨灰盒的地方。巴老在《怀念萧珊》中写过：“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如今，萧珊的骨灰已与巴老的骨灰合在一起，和着爱的玫瑰撒入了东海。望着萧珊的遗影，和那五斗橱上的空位，不禁思绪万千。卧室的深处一角，是一张小床，那是巴老钟爱的小外孙女端端的卧具。关于端端，《随想录》　里有三篇短文，其中《再说端端》里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我摔伤后从医院回家，生活不能自理，我和孩子的两张床放在一个房间里，每天清早她六点起身后就过来给我穿好袜子，轻轻地说声‘再见’，然后一个人走下楼去。晚上她上楼睡觉，总是先给我铺好床。……她不会想到每天早晨那一声‘再见’让我的心感到多么暖和。”当然，巴老的三篇写端端并不限于端端，只是借端端谈中国的教育，谈空话、假话的危害，等等，这就不说它了。但从这一段记叙，那祖孙的融融，让人感到无限的温馨。

　　二楼之上是个假三层，那里全是书，是藏书室。现在暂不开放，于是转下，告别主楼，我往一侧的辅楼寻去。那辅楼的底层，在1955年9月巴老入住之前，原是个汽车间，那顶上就是不足四平方米的低矮的斗室。我抬头望了一眼，门，紧闭着，没有言语，沉默。我忽然想，如果它能开口，它将向你倾诉：在那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巴老就是在这里“安身”的。那年月，离开了书，告别了笔，他沉默……而今，门也沉默。是的，沉默是金。

　　2013年9月4日谒巴金故居；2014年3月30至31日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