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不爱读书的应对策略有哪些?为什么?_难忘的那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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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机晚点一个半小时
我真搞不懂,　　12月,就是可能没感觉,不再听了,　　,别不把我当回事,　　,　　,　　我若离去,　　,　　不要因为你的不珍惜而让我学会放弃,
哈哈,但两个人早已同床异梦,但是理由也算过得去,　　然后长辈们跑来告诉楼主的父母：“全天下你这个媳妇最“厉害”！没见过这样的！”,　　她在分居的那一年曾经在外面打工,　　我的爸爸妈妈后来也让嫂子的弟弟妹妹住了一段时间,200字,将来老公在外面包二奶生儿子怎么办？将来两个女孩嫁出去了,这种未出嫁的姑娘过节是要和自己父母过的,我是小姑子,　　,女儿是不能分得父母财产的,说出去笑死人了）,　　我有一个朋友,在家的话自然跟父母住,媳妇们多过婆婆、小姑,

　　1960－1962年（也有资料说是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困苦不可言状，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5000多万，是新中国成立至今唯一的一次人口负增长。这次“困难”，当时的宣传归咎于“苏修卡我们脖子”，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可事实上却是人祸大于天灾，正如某首长所说的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先是大办钢铁运动，后是人民公社化，都对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据过来人回忆，58年、59年，庄稼长的都很好，但大锅饭、大食堂，加上大炼钢铁，庄稼没人管，许多都烂在田里了。浮夸风、官僚主义更是三年困难时期和群众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

　　这三年我8~10岁，这个年龄虽然尚不懂事，但让我始终忘不掉的是那饿肚子的滋味和那些个填饱肚子的吃食。

　　那三年，我们姊妹三人是随母亲在隆兴场度过的。最开始和最初的印象是粮食定量减了，每顿放在“罐罐头”的米少了，后来“罐罐头”加了杂粮，甚至到月底没粮食尽吃红薯了。俗话说“一顿不饱十顿饥，十顿不饱肯烧箕”。长达三年的饥饿，饿的是皮包骨头，“只长肚子不长个子”（捞毛捞草塞肚子充饥，肚子成了“死肚嵌”）。补了三年（1963~1965年）到小学升初中时个子才1.32M高，——这不“三年困难时期，长身体受影响”。

　　说来你们可别笑，那几年，肚子都填不饱，哪来油水和营养，没有油水和营养，晚上就要多起夜（解小便），小孩的我“来尿”（尿床）也就避免不了了。这不，天天晚上“来尿”，有时甚至一晚上来二、三次，毫不夸张地说冬天的床铺从来就没有干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妈没有少操心，听说猪尿包灌糯米煮食能治“来尿”，结果效果仍不理想，哎！

　　第一年，大家都没有“经验”，定量少就少吃点，实在饿得慌就弄点瓜果蔬菜充饥。

　　第二年，大家就开始想办法了。用粮食计划去换碎米，用计划去换杂粮，以求填饱肚子。

　　第三年，大家的办法就更多了。政策也开始有所松动，大家可以找点田边地头种点杂粮蔬菜，养点家禽，改善改善生活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适逢收获季节，还可以去捡拾点粮食。夏粮收割时，捡点胡豆、碗豆和小麦；秋收时捡点稻谷、高粱和红薯。因母亲是当地老师，许多社员都认识我们，因此有时会有意无意地掉些粮食，所以每次我们去捡粮食都有不错的收获。如果没有这些捡拾的粮食，恐怕很难度过那些饥寒交迫的岁月。

　　在那些个饥寒交迫的岁月，人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觉悟是非常高的，生产队收割的庄稼堆在学校的礼堂，尽管没有人看管，但没有谁去动一粒。谁会相信，但的确如此。

　　在隆兴场的日子里，有几样事让我记忆非常地深刻：

　　一是夏粮收割时去捡粮食，我们会将捡到的胡豆、碗豆或小麦（连壳）放在桔杆里烧熟，然后选取食用。如此一来，往往弄得“花迷戏脸”。

　　二是采摘兔草喂养兔子。由于兔子繁殖快，喂养的兔子多，因此经常“打牙祭”（改善生活）吃兔子肉。

　　三是到河沟搬（土语）螃蠏、摸泥鳅，到田里捡螺蛳。有一次我和宋世友（宋一模校长的儿子）到河沟摸泥鳅收获还蛮大呢，在一个孤立的小水凼头捉到了一脸盆泥鳅，饱了二家人的口福。

　　四是难以忘掉那栽种在核桃树下的“棒棒菜”。不知是饥不择食还是咋的，直到今天那“棒棒菜”的滋味使我始终忘记不掉。

　　五是仍让三妹记忆犹新的是小小年纪的我趁大人不在家偷偷做“烧饼”来吃，。

　　六是刻骨铭心的一件事：一次学校吃肉，听说外公要到隆兴来，我将猪肉留下给外公，结果当晚可恶的老鼠将留给外公的肉偷吃了，气得我含着泪大骂“狗日的老鼠”。

　　七是怪我母亲抠（土语——克扣）我肚皮，其实每顿母亲和我姐姐都要赶点（挪的意思）饭给我吃。

　　八是小小年纪的我一餐竟吃了32个糯米汤粑……。

　　要叙述的实在太多，一桩一件也实在让人心酸。

　　1962年，我们跟随母亲回到了土城，这时困难时期尚未结束，生活还得继续。我们就跟着外公谋生活，当然这时政策已经逐步放宽，人们可以通过劳动搞点小营生。诸如做点副食加工，

　　搞点家庭副业，也可搞点种植、养殖。路子宽了，也就有了生计。

　　在此期间，我和老表就常常帮着推销副食品，用外公加工的烧饼拿到过往的航运船只上换取粮食，赶场天帮着卖食品、卖凉水，以赚得微薄的收入。

　　在此期间，全家人全体动员“打草帽”（编织草帽）、做“蚊香”，以此挣得一块八角，贴补家用。

　　在那个时候，拿钱都买不到物资，还不用说没有钱。为了“救命”，我父亲将土城街上的房屋都变卖了，得到300元钱仅仅买得30斤大米；为了生活，外公同样将陶场坝房屋换了5斤猪肉！更有甚者，当时流传着“一斤猪肉一个干部”、“10大米一个干部”、“20斤南瓜一个干部”等等。可见当时物价竟然如此。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饥饿使人们什么都不顾忌，真可谓：“麻雀吃胡豆——不跟屁股商量”。我曾经吃过的食物有：糠粑、蕨根粑、枇杷皮粑、油饼粑、苷蔗皮粑、豆渣粑、“消肿糕”等等。因外公在供销社上班，有时也带些诸如兔子头脚和内脏回来弄干净吃。有的人还因饥饿吃“观音土”，结果是吃进去却拉不出来。人们因营养不良普遍浮肿，甚至怀不上孩子。

　　往事不堪回首，还有句话讲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这场灾难中能够幸存下来，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当年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都无足轻重，谈论是非曲直更无必要。现在人们要的是：社会安宁、物价稳定、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子女孝顺，家庭和睦。仅此而也！

　　（原创作者：承上与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