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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了,各种解读接踵而至。可惜多数来自办公室而不是田间地头。昨天搜狐的编辑提出了个问题:“中国离大农业究竟还有多远?”。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连我这个已经下乡整整十年的人都还从没有从这样的角度去思考过。
首先,什么是“大农业”?是指规模吗?肯定不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的规模一点都不比欧美发达农业国家比如美国、法国的农场小。如果大农业只是以“规模”为标准,我们50年前就已经是“大”农业了。那,“大农业”是不是以技术和设备来划分呢?也肯定不是。因为起码在粮食的种植技术上我们一点都不比欧美先进农业国家差,袁隆平的水稻单产至今还保持着世界记录。国外的先进的粮食种植机械在中国也都十分普及了。甚至,我早在7年前就有了自己的农业飞机和农业机场。
既然我们和发达农业国家的“大农业”差距不在规模又不在技术和设备,那到底在哪里呢?
下面我们一起分析一下美国的小麦种植过程,也许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和发达农业国家的差距是在“生产方式”上。
上世纪90年代我在美国的一私人农场干过几天,发现他们种麦子的方法和我们没区别,但是生产的组织形式(也就是生产方式)和我们区别很大:
播种前,期货公司的采购会主动上门向农场主订购6个月后才会成熟的小麦。如果当时期货市场6个月后小麦的价格是1元/斤,期货公司就会和农场主订一个收购价约为0.9元的合同(他们赚1角)。合同签定后,农场主就会把这份销售合同交给银行。到了播种的时候,农场主只要给种子公司去个电话,种子公司会雇飞机帮你把种子播洒完,农场主不用付钱,签个单就可以了,种子公司会拿这个确认单让农场主的银行开一张“信用证”(行话叫L/C)给它,就是银行担保农场主会在麦子收获后向种子公司付款。而种子公司拿到此L/C以后,就可以凭此到它自己的银行贷到现金。施肥的时候,农场主还是只要去个电话就可以了,肥料公司会雇几百人到现场帮你把肥施完,还是只要凭签单就可以让银行给它开一张L/C。打药、锄草都这样。一直到麦子成熟了,可以收割了。这时不用你通知,期货公司早就从卫星上看到了你的麦子成熟了,会雇来几百辆收割机,把所有的麦子割完装袋拉走,你只要派人司磅统计产量就可以了。期货公司则在麦子进仓后按照合同价格把麦子的货款汇去农场主的银行。银行则会在扣除前面签单的费用后把差价汇给农场主。整个的种植过程就完成了。
显然,美国种麦子的方法都与我们一样,也是播种、施肥、收割,甚至所使用的种子和机械设备也与我们的大农场没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仅仅在生产的组织形式。美国是“农民管理,工人种地”,是典型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的工业化模式。就是,无论播种施肥还是打药锄草,都是别的公司和专业的工人在干。这与我们什么都是自己干的生产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许多农场的规模比美国大得多,但是由于什么设备都是自己买,什么事都是自己干,甚至拖拉机、收割机、飞机(五三农场就有自己的飞机)都是自己买自己开。所以规模虽然不小,设备也不差,但是“生产方式”与个体的农民的“小农生产方式”没什么不同,充其量是“放大的小农经济”罢了。
这种“放大的小农经济”式的生产方式的问题就是生产成本高,生产效率低。即使是用相同的工具做同一件事,结果都会不同。比如,使用同样的收割机割麦子,用自己买的收割机收割,由于一年只能用一个月,12个月的机器折旧成本就要出在1个月上。以日本久保田的收割机为例,25万一台,上海的收割期才一个月,而每个月平均能收割1000亩已经不错,因此收割麦子每亩地仅收割机的折旧成本就高达50元,如果再加上人工、柴油、维修、停工成本,100元/亩都要赔钱。而且自己的收割机手,一年就干1个月的活,没活干也要开支,技术也不会很熟练(所谓三天不练手生),真正农忙的时候往往还干不动,会请病假。而美国的生产方式是雇收割专业公司收割,这些专业收割公司在全美国从北向南收割,一年起码工作10个月(因为纬度不同的地区粮食的成熟时间是不同的),仅仅折旧费一项,我们就比他们高10倍以上。而且这些收割机手因为一年到头都在工作,因此技术熟练,不仅效率高,浪费也少。2004年我在上海金山区廊下镇的中联村租了500亩地,当时我去联系当地政府的收割机,他们就要价80元/亩,还说赔钱(实际也确实是赔钱),最要命的是浪费率大于5%(每亩地就差不多是 50元)。后来我上网招标,雇了江苏射阳来的收割专业户收割,只要35元/亩,浪费率还低于1%,他们说还赚钱,因为他们一年到头在全国各地收割,设备折旧费可以忽略不计,就是这个道理。
那年去湖北,居家岭的国营农场(五三农场)的梁场长告诉我,农场的土地早就承包给职工个人了。不仅他们,全国2300个农场都因为亏损而不得不把耕地都承包给职工搞“家庭联产承包”了。因为“以粮为纲”的年代,生产不计成本,农场还能撑下去,自负盈亏以后,成本高你就过不下去了。所以,中国的大农场最后都是不得不把土地承包给个人种,起码还能挣点租金。
所以,比较中美两国小麦种植的过程,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落后在“生产方式”而不是规模、设备、科技……。
美国农业的生产方式是工业化的“专业分工、社会化生产”。而我们至今还不懂农业工业化的真正道理,还在那里以为“农业的工业化”是指机械化、工厂化、规模化、科技化,这是很害人的,是当前我们向农业现代化努力的最大障碍!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发展“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说明习近平同志已经开始重视农业生产方式的改革。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这种生产方式导致美国农业几乎不需要流动资金,而我们一直在为农业资金投入不足头疼,搞了个“工业返哺农业”根本没用。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孟加拉国的银行家尤纳斯。仅仅是因为他发明的农村小额贷款模式部分解决了孟加拉国农业发展中的资金瓶颈。可是如果我们改变农业生产方式,根本就不存在资金问题,“工业返哺农业”这样的计划经济思维的办法也就可以扔进垃圾堆。而且,起码在美国的这种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存在对农民的直接剥削。而现在的我们的农业雇工形式,反而还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剥削的。
可惜,现在农村的基层干部并不理解“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模式不仅是生产方式的改革,还涉及到农村生产关系(所有制)的变革。因为现在的合作社实际上是一种还不如人民公社的公有制(集体所有制),而“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是私有制,是劳动者所有的“新型”私有制。我所在上海金山区廊下镇就是这样。他们根本不研究中央文件,关心的只是怎么防止我“做大”,以免以后农民跟我走不听他们的话。
现在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离大农业究竟有多远?
2005年底,我在当时的上海金山区委书记李毓毅先生(现在的市体育局长)的支持下,组建了农业国企《上海金廊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尝试这种农业生产方式改革的实验。闯出了“农业的无资本运作”模式——“廊下农业模式”,《三联生活周刊》和央视《对话》还做了专栏介绍。打造出《金山博士米》的品牌。
2006年6月12日,胡锦涛同志到上海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提出要来我这里视察。后由于其它的原因(因为他增加了洋山港的行程)没有成行,但已经足以说明这种生产方式的试验是有意义的。虽然后任区委书记吴尧鑫同志(现在市人大的农业委员会任主任)认为我是在用国资宣传自己而中止了国企形式的试验并罢了我的官,但是我自己成立了私营企业《上海新吉禄农业公司》接着试验,在区和镇二级政府反对甚至打压的情况下依然大获成功,说明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生命力是很强的。
所以完全可以讲:我们现在就已经具备了实现“大农业”的条件,只是我们的政府需要改变心态,适应和配合即将发生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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